相遇

上个星期五，我在麦子店附近办事。办完事正好是中午。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的饺子屋，所以我决定去吃饺子。唯一的问题是，出地铁以后，我就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了。 我问了路，碰巧，有个人也要去麦子店。

起初，我们一块儿走，没说什么话，因为大家毕竟是陌生人。但是，过了几分钟，我问她去麦子店什么地方。我还以为她大概是要接朋友吃饭，或者也许已经吃过饭了，要回去上班，或者有可能是要办其它什么小事。

竟然，她说父亲在麦子店住院，要去看他。

我不敢问是什么病，所以只能问老人高寿。她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我还以为这个女人很老了，她的父亲也应该七十多了，没想到她父亲才六十一岁，比我父亲年轻多了。摹然间，我突然感到，父亲老了，而我，居然也不再年轻了。

从这个女人说，她是蒙族的，从内蒙古带父亲到北京来看病。我那会儿还不好意思直接提到病情，所以问有没有回家过年的可能性。她说估计不会，因为还没切除肿瘤。 她说父亲的病情挺严重，目前受不了手术，还得等待身体好一些才能开刀。

为了暂时缓解她的忧愁，我说，“你知道吗，美国人对内蒙古有很浪漫的 印象”。

她笑了：“骑马”。

“对。还有广阔的草原，风吹飕飕，草动茫茫”。

我们到了十字路口就分开了。当时，我想请她替我向她父亲致意，可是找不到机会。不知道她走了以后到底怎么样。 也许她直接到医院去了：进了正门，上了楼梯，过了护士部，入了病房。 或者，也许她先去了小商店买点儿礼物：一朵花，一张卡片。

我的那盘饺子特别香。有韭菜鸡蛋馅儿的，还有香菇，木耳，竹笋三素馅儿的。我在享受这顿美餐时，离我不远，应该有一个女儿坐在父亲的病床旁边。他们俩今年没法回家过年。这就是我的一次偶遇。仅此而已。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几天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特别震骇人的报道。这篇报道是关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迫害妇女现象的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这两个地区的妇女人权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可是这篇报道披露的问题还是令我大吃一震惊。这篇报道展示了他们迫害折磨女人的一个恐怖野蛮的新方法，就是向女人脸上泼酸。 为了表达对这些女人的仇恨， 为了反对妇女上学和独立生活，为了杀一儆百而威迫全社会的女人，这些男人给女人带来了万分可怕的痛楚：把她们眼睛弄瞎，烧燋了她们的皮肤，变丑了她们的面目，有时候甚至于虐杀她们。

在巴基斯坦，有一个活泼漂亮的32岁的女人和丈夫要离婚。因为已经找了新的女朋友，那丈夫就同意了。可是，双方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丈夫忽然从大衣里拿出一瓶酸，在12岁的儿子的面前泼向前妻脸上。一瞬间，可怕的一幕发生了：他前妻脸上冒出了烟，皮肤脱落，露出白骨，双眼也瞎了。邻居闻闹，立刻送她到医院去，结果命是保住了，可是眼睛已经无法挽救了，面容也永远不能恢复了。

那丈夫逃跑了，抓住他的可能性并不大。

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夫妇，住在楼上。自从楼下这对夫妇发生惨剧之后，丈夫每天都在打妻子时说，“你瞧那个住在楼下的该死女人，被丈夫烧伤；哪天我也会烧你的！”

还有一次，阿富汗有一大群骑摩托车的男人驶过了一些走路上学的十几岁的女孩的时候，突然向她们泼酸，然后立刻疾驰而去。女孩们在医院里躺在床上告诉记者，“不怕他们。死也要上学。”

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买酸非常容易。到处都有卖。而且，酸的买卖不受法律制约，卖方也不会问买方的使用目的。

报道的作者把泼酸的人叫做“恐怖分子”。 他说，泼酸是一种“个人行为”的恐怖攻击。表面上，这好像是有点儿矛盾。按照恐怖主义的思想，受害人越多越好。没什么“个人性”的想法。再说，受害者也和恐怖分子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任何关系。“不择对象” 就是恐怖主义最起码的理论之一。 正因选择受害者没有原则，所以谁都有可能受害。没有安全的地方，到处都一片混乱， 没人不感到恐惧 – 这就是恐怖分子的目的。

可是，实际上，我倒认为泼酸和恐怖主义原来就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泼酸不只是迫害而控制女人的方法；它也可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泼酸手段很极端，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而且有人认为恐怖主义就像一出戏。有许多人，在电视上看到9/11恐怖袭击的报道，还以为那是一部新电影。这不仅是因为9/11袭击是意外的，惊人的，而且它也实在很像电影的耸人特技。从这个角度来看，9/11恐怖袭击非常成功。

其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泼酸的人不但用伤害别人来表达自己的仇恨及愤怒，而且是在进行一种非常扭曲的自我安慰。恐怖分子也如出一辙。一般来说，恐怖分子自认为很无能。他们认为，没人瞧得起他们，缺少了被尊重感，所以产生报负心理。 因此，把别人的生命当成儿戏攥在自己手里，随心所欲地消灭他们，恐怖分子就会有一种被武装起来的勇猛强大的感觉了。

我一看这篇报道就觉得恶心，觉得愤怒。当时，我只能想到怎么判刑，怎么报仇。我想象把酸泼向这些犯罪者的脸上，想象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可是，冷静下来，我知道判怎样的重刑也不会帮到受伤者，也不会让我的心灵得到安慰。相反，这样虐待他们只能让我心里感到更不舒服，好像自己变得和这些犯罪者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虐待，杀人都是不对的。无论被判刑的人犯过多么野蛮的罪恶，判死刑就是不对的，折磨他们也是不对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古代的观念。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来看，它 是绝不合理的。

以现代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消灭恐怖主义和与它相关的行为是全世界的责任，是我们21世纪的“大战”。新的世纪“大战”的战线已经由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转变为古代观念和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富于讽刺性的是，恐怖分子所制造的“恐怖”远远逊于他们自己心里的恐怖感，因为他们所害怕的，就是未来。

三人行

我在北京已经两个月了，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一般都差不多习惯了。 可是，我还有一个经常使我很紧张的大问题：我对北京还比较陌生。 再说，我的方向感原来就特别差。 因此，我很容易迷路。

那么，迷路当然会令人很紧张或者很着急。因为那时候会遇到很多烦恼：迟到，疲劳，脚疼，饿，渴等等。 讨厌迷路是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之所以迷路的时候心里那么不舒服不是因为怕这些，而是因为要问路。说的更清楚一点，我所讨厌的是在北京问路。据我已经比较丰富的问路经验来看，我怀疑大多数给我指路的北京人只管那么一说而不管说得对不对。依次按照不同的人指的路来东奔西跑而还找不到目的地这个烦死人的情况，不只是偶尔发生的误解，而差不多是必然发生的事件。

承认我对中国社会任何方面的不满意使我很不舒服。因为我想要能够成为一个挺开通的，讲文明的，不讲偏见的世界公民， 所以在异国碰到奇特的风俗或者其它什么意外的不便，我希望不会抱怨那国的人或社会或文化，而是会去了解，包容国家间的差异。可是， 我对在北京问路的经验所留下的印象太深。一直到昨天， 我还不能了解，还不能接受。

可是昨天，我遇到与问路，互相了解，以及作为宽容的世界公民有关的三个好教训。

第一个教训发生如下。 给我指路的一个女人问我， “你要骑车，坐车还是打车呢？”我说要坐车。于是她指了一条路， 我就走了。那么，从找车站到下车发现那个女人指错了， 我一直在考虑她问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的那句话。引起我的注意的是，用语和语义的互相反映 是完全颠倒的。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有变化的是宾语（交通工具），可是从用语的角度来看，有变化的是动词 （“骑，”“坐，”“ 打”）。太有趣啦！因为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可以想想，我忘了讨厌东奔西跑。再说，我发现问路可以出生很有趣的对话。

第二个教训是，有一次我找地铁站，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可是，站门关闭，不许进入。那时候我已经累了，还要接朋友，很怕迟到。我向着那找了好久而还用不了的地铁的反方向往十字路口走，不知不觉地开始流眼泪。（在异国生活有时候好像很容易孩子气。）忽然，感觉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典型的“老北京”老头儿。“你是找地铁吧？你瞧瞧，过马路就到了。” 他怎么知道我在找地铁呢？我已经离开地铁站了呀。肯定是他看到我在地铁站门口徘徊又表现很失望的样子猜到的。那，这不是“了解 ” 吗？

第三个教训是这样的。有三个人站在路口：家长和三四岁的小孩儿。忽然，那个男人过来说，“请问，地铁站好走吗？”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不是应该换个角色吗？ 碰巧，我知道怎么走，所以给他指了路。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我 那会儿有机会扮演指路的角色，更是那个男人愿意向我问路。 有人说中国排外，不愿意承认外国人也会了解中国的可能性。我想说，这些批评有正确的一面。所有搞中国文学或历史的留学生都可以作证，有些中国人好像只要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就是表示不愿意被外国人了解，但，从我身上的这个教训来看， “排外”的态度并不普遍。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国的十三亿人，加上我们暂时或长期住在中国的不知多少的老外，那将有几位老师呢？